辅文

  《大理大丰乐》即将出版,三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约我作序。作为同行与挚友,更由于责任在身,故欣然应允。大丰乐田野考古与室内整理研究的日日夜夜我未曾经历,但对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与所取得的重大收获由衷敬佩,并为之高兴。
  火葬习俗远古有之。《吕氏春秋·义赏篇》对此曾有过记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这当是氐羌民族的传统信仰所致。而从南诏大理国开始,在云南流行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火葬习俗,则是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佛教传入云南大致在唐朝初期,此时其影响力还较为有限。直到唐中期以后,随着南诏合六诏为一,佛教在与地方政权的日益结合中,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其影响力逐步增强。至大理国时,佛教盛极一方,国主有七位禅位为僧,一位被废为僧,官员从相国到小吏多从佛教徒中选拔,民间“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大理遂有佛国妙香之称。佛教式火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洱海区域兴起,并以之为中心,随着南诏大理国势力的拓展及佛教的传播,在云南及周边地区流传开来。大理国为元所灭后,火葬习俗有所减弱,但在云南大部分地区仍作为一种葬俗流行了数百年,直至清初。
  火葬习俗是云南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一种文化现象,无论考古学研究,还是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对此都无法回避。长期以来,尽管针对火葬墓的考古工作曾做过一些,但所获资料多零乱和单一,使得我们对于火葬墓的认识一直不甚清晰,尤其是作为考古研究基础的火葬墓编年序列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解决。
  大理大丰乐墓地是以火葬墓为主的墓地,墓葬极为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既给考古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为火葬墓研究中所存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从《大理大丰乐》这部考古专著中不难看出,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凭借扎实的田野考古功底和良好的研究素养,经受住了考验,把握住了机会。《大理大丰乐》对火葬墓发展脉络的把握是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研究来完成的,尽管这一研究方法对于整个中国考古界而言早已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在云南已发表的考古报告中却是不多见的。大丰乐墓地演变序列不仅为洱海区域而且为整个云南火葬墓编年体系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标尺。该专著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当中国考古已开始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的时候,云南考古研究还仍处于构建云南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起始阶段,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云南考古可以说任重道远。但同时,我们对云南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充满信心,相信他们的能力、智慧与勤奋,能为云南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熊正益
  2002年3月